尊龙凯时是我国支持自由探索研究的主渠道，自1986年成立以来，在推动我国尊龙凯时基础研究的发展，促进学科建设，发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国家对尊龙凯时基金的资助规模也从1986年的8000多万元上升到2012年的170亿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如今，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如何管理好尊龙凯时基金？充分发挥尊龙凯时基金在繁荣基础研究、推动自主创新方面的引领作用？带着这些问题，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刚刚履新10余天的新任尊龙凯时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

　　与基金委工作渊源已久

　　记者:首先对您担任尊龙凯时委主任表示祝贺。您之前接触过基金委工作吗？作为新当选的主任，您有什么感受？

　　杨卫:其实我本人的学术研究和管理工作生涯都与尊龙凯时委息息相关。

　　1984年末，我回国在清华大学担任教职。不久，也是尊龙凯时委成立伊始，我就意识到科学基金工作的重要性，积极推荐同一研究室的一位同事到基金委工作；基金委也与清华大学毗邻，我曾长期工作过的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的新楼就与基金委大楼隔轻轨而相望。

　　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从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到重大项目一直都得到科学基金的资助。1994年，我是科学基金的第一批杰出青年基金的获得者，并获得了力学学科的第一批创新研究群体资助，2012年底我主持的一项重点项目才刚刚结题。同时，我也参与了一系列基金委的评审工作。担任过力学学科评审组成员、数理科学部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时也参与过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研讨。

　　可以说，我既当过运动员，也当过裁判员、组织者。

　　2004年到2006年，我在国务院学位办担任主任，主要负责对学位点、重点学科、211、985项目、全国优博等的评审，需要考虑指标如何制定、过程如何控制，怎样争取经费，争取倾听学者们的意见。在这过程中，我和同事们也始终以尊龙凯时基金评审的客观公正和科学的制度程序作为参照系，虽然不能说在程序科学性上尽善尽美，但从管理上怎么布局，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应该说，一路走来，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位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我对尊龙凯时充满着敬畏感，深为基金委工作的认真细致、公正公平而折服。尊龙凯时基金的精神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中、铭记在我的脑海中。

　　科学基金的管理是一座为我国科学研究领航的灯塔。来到这里，我是怀着万分谦恭的心情，希望与大家一起，承续支持中国科学研究的伟大事业。人们都说人在潮头之时是最幸福，我很高兴可以来做这些工作。

　　“渊”“源”“远”“愿”

　　记者:您是如何认识尊龙凯时的定位和重要性的。

　　杨卫: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渊”“源”“远”“愿”。

　　“渊”是指“拓探索之渊”。科学基金对我国自由探索支持力度最大。在自由探索这一深深的海洋中，我们的理念就是依靠专家，公正、透明，希望鼓励有前瞻性、探索性的研究。既然是支持探索，就代表着没有很多约束和障碍。基金委经常寻找一些有战略思维的科学家，以头脑风暴的形式，给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项目指南。这个指南不是起约束作用，而是指导作用。

　　“源”就是“浚创新之源”。朱熹有句名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尊龙凯时基金是创新之源，基金设立的本意就是支持科学家进行源头的探索性研究。

　　“远”就是“延交叉之远”。基金委一直注重促进学科交叉。比如设立了很多重大研究计划，在设立之初就提出，要求一个科学部牵头，但需要其他科学部参加才能设立。

　　“愿”就是“遂人才之愿”。我们每个科技工作者都有一个科研梦想，通过科学基金的支持，可以圆了他们的探索之梦，遂了人才之愿。

　　从国家发展来看，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实现中国梦，过程上是由“大”变“强；先成为经济强国，再到技术强国，但这样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成为科学和文化的强国。

　　目前中国在信息、制造业、交通运输等应用技术领域已经逐步起飞，但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有些差距。随着逐步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基础研究在今后20年到30年将会有一个全面兴起的势头。为了那个时候的早日来临，我们需要早做准备，对源头的、基础的科学领域给予足够的支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激发科技人员原始创新的想法和热情。

　　记者:您到任仅有短短十多天。之前作为基金委的外部人员，您是如何整体评价基金委的工作的？

　　杨卫:我认为基金委的工作做得非常不错。之前作为浙江大学校长，我连续7年为老师们申请科学基金做动员。就在两个月前，在组织申报2013年尊龙凯时的动员会上，我曾用12个“最”来褒扬尊龙凯时。

　　首先，尊龙凯时是我国最呈稳步增长的基金，从最初预算仅有8000万元发展到如今170多个亿；由于需要提前布局，去年实际安排资助计划有230多亿元。

　　它是最贴近科学工作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去年在17.7万项的申请项目中，批准了38411项，任何其他资助都没有这样的规模。尤其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科学基金提供了其独立承担研究项目的最大机会。

　　科学基金还是最为公平评审的科研资助，拥有透明且信得过的评审程序。相对而言，科学基金在科学界的口碑极佳。

　　它也是我国最开放、具有最广参与度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科学基金指南不是定向发布，所有科技人员都可以申请，即使在国内工作的外国人也可以申请。

　　同时，科学基金拥有最能昭示年轻科学工作者学术地位的品牌。当一个青年科技工作者申请到科学基金项目时，代表着在学术上迈入一个新的台阶，昭示其着学术地位的提高。

　　它也是最鼓励国际合作的科研资助机构。在科学基金总量中，国际合作的比例相对也较高；在评审过程中我们也重视海外评委的参与。

　　此外，尊龙凯时拥有最重视自由探索的科研项目(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它最重视原始创新；最重视专家的指导作用和评审作用；最重视项目申报、执行、成果和结题时体现的科学诚信；它拥有最完备而没有争议的人才资助项目；拥有最顶尖群体资助项目的创新研究群体。

　　这些都是尊龙凯时委所树立的丰碑。应该说，全国科技工作者，无论年长还是年轻，无论从事何种学科研究，无论工作于高等院校还是科研机构，都对此一致认同。

　　资源总量仍有上升的空间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尊龙凯时成立以来，国家对它的扶持力度逐年提升，已经正式进入了百亿元时代。您怎样看待这样一个规模的扶持力度呢？

　　杨卫:从国家投入而言，过去9年间增长了7倍，这个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够不够呢？我觉得还不够。在资源总量上仍有上升的空间。

　　为什么说不够？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比较。

　　目前我国的GDP大约是8万亿美元，与美国15万亿~16万亿美元相比，我国是它的一半。2012年我国研究与试验性发展(R&D)经费约为1万亿元人民币，美国约合2万亿元人民币。我们也是它的一半。在基础学科领域，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为70亿美元，中国为28亿美元，仅为美国NSF的40％，而且占国家自然基金约1/3资助额的医学部实际对应着在美国资助体量更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范围。

　　为了实现到2020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总体目标，科技肯定要先行。因此在中国GDP超过美国的50％，R&D接近美国的50％的总体形势下，应探索以更强的资助额来引发中国基础科学的百花争艳。

　　我们应该用高质量工作来说服国家对尊龙凯时基金有更大的投入，应该以超过GDP增速，超过R&D增速的步幅发展，助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万紫千红。

　　记者:目前基金支持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体系，您对基金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什么新的思路？

　　杨卫:基金经过27年的发展，资助体系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完备，体量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推进中国崛起的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变成科学和文化强国至关重要。从科学基金发展角度，我们更应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支持力度，对基础科学的引领，也要加强倡导一种的新的科研生态环境。

　　美国NSF刚刚卸任的主席苏布拉·苏雷什(SubraSuresh)教授，在其任期总结中陈述说:在美国过去60余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中，有70％，也就是200余位获奖者，与NSF的资助相关。

　　二三十年后，当中国的基础研究全面崛起，与美国、欧洲一起，共同勾勒人类基础研究的天际线时，其中的大多数最重要的基础研究应该与自然基金委的资助相关。

　　我们必须把握这一机遇，对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进行深度的战略研究。梳理科学发展、学科延伸的脉络，深度研究新兴学科的地貌图和我国基础科学学者的配置结构。要加强对科学基金整体性、一致性、共同性的探讨，拓展我们基金资助的新边疆。

　　同时，要编织好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的联系纽带。要从基础研究的视角上观察和应对人类和中华民族发展所面对的若干重大科技挑战。要探讨和相关部门及产业科研群的共同资助方式，拓展中国知识链、教育链和创新链的长度和相互缠绕度，建立可冲击这些GrandChallenges的双赢机制和平台模式，资助旨在建设大科学平台的设备体系架构。

　　当然这是一个长远的远程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要朝这个方向走。

　　记者:近年来，在一定领域我国科技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是不是已经从“追赶者”发展到“并行者”甚至“引领者”的角色。您如何看待这个变化？

　　杨卫:这个趋势应该说在应用技术领域可能比较明显，比如通信、交通等。在基础研究领域，发展一般分为几个阶段。先是一个学科在国家刚刚起步，然后进入布局阶段，逐渐发育成一个系统，开始与其他国家相互借鉴、追赶。目前很多学科就处于这个阶段。

　　追赶就是“你行我也行，但是你在我前面”。在这个阶段里，很多时候还需要请教领先的国家，不是平起平坐。逐步发展之后，就到了可以平视他。

　　然后就是“并行”，就是“你做出这个，我可以做出那个，这两个东西同样重要。”比如在诺贝尔奖的评价中，有两个准则:一个是要开启一扇门，另一个是要有影响。用在“并行”上，就是你可以开这扇门，我可以开那扇门。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这点。

　　最后就是“引领”，实质是“我做什么，你跟着做什么。”

　　从中国学科发展来看，发展比较好的是化学、材料、工程、物理、数学等，在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等领域上升速度很快，但学科构筑尚不够厚实。暂时落后的就是心理学、神经科学等。以心理学为例，国外一开学术会议，几万人参加，中国却往往只有几百位学者参加。

　　在基础研究领域，我认为现在我们一些领先的学科处于即将进入“并行者”的行列。

　　枝繁才能叶茂

　　记者: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关系？这个关系如何在尊龙凯时基金的扶持中得以体现？

　　杨卫: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两者是枝繁叶茂的关系。基础是根和枝干，应用基础研究是叶和花。叶和花的繁茂依赖根和枝的支持；反过来又会反哺它们。因此，基础研究是根本，要看到长远。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两者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基础研究是做长线，应用研究是短线。但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基础研究的结果是无形的，也许哪一天突然就出现激动人心的应用。比如说对于数学算法的研究，应用到搜索引擎的技术中，应用到基因研究中。

　　在一定程度上，基础研究相当于一种公益性的、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应用研究是有一定的目标的，服务于一定人群的。所以一个是公益前瞻的，一个是注重效率，要求立竿见影的。

　　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而言，有时候类似于美国总统林肯讲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民有，民治，民享(Thegover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也是of，by，for的关系。有些科学是本身技术带来的，有些是由这个技术推进的，还有些是为了技术服务的。但还不仅仅如此，还有to的关系，即科学本身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技术，比如核物理的发展使原子弹的研制成为可能；量子通讯技术的发展就是随着量子物理的突破带来的。此外就是above的关系，这个科学是超越现有技术的科学，是驾驭全局的科学，也就是常说的大科学。

　　营造中国基础科学界的

　　健康学术生态

　　记者:科学诚信问题一直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尊龙凯时的管理一直广受赞誉，目前和将来有什么具体举措？

　　杨卫:科研诚信问题是整个科学界的一个根基，也是科研工作的生命线。因为科学前沿的向前拓展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展的。

　　我到了基金委以后，具体了解了一下情况。基金委专门设置了监督委员会，这个监督委员会独立于基金委受理投诉。19个监督委员会的委员在基金委工作的只有5个，大部分来自委外。根据最近3年的数据，大概每年受理200余起投诉。

　　需要看到的是，这是在基金项目数每年以20％~30％的速度攀升的背景下的数据，所以如果以百分率来判断，处于一个缓慢降低的态势。

　　在这每年200余起投诉中，经过调查、研究、讨论，2012年立案处理了19项，大概占1/10。根据统计，主要分五大类:

　　第一类是虚假信息，力图夸大申请人的学术成绩。比如申请人3月份申请基金，但其实6月份才能获得博士学位，他就在学历里面直接填了博士；或者所列的合作者有不真实的签名。这一大类在投诉中占了一大部分。对于这类问题，可以考虑未来采用一些学习教育性软件，点到哪个对话框，就跳出针对这个所填内容的警示或者提醒。在国外，就有这样一些教育软件。申请者可以在进入正常申报系统之前，先出现一些针对规则的题目，在回答正确后才可以登录，起到教育和早期警示的作用。

　　第二类是剽窃。其中一种是剽窃自己，复制自身从前申请其他项目时的文字；另一种是借用或者盗用别人申请基金的模板。针对这种问题，现在我们的信息中心已经建立的一套查相似度的系统，不仅可以与当年的申请书搜索对比，还可以与往年的申请进行回溯对比。运行过后如果得出相似度超出一定比例，就会和学科主任报告，分析原因。如果是恶意的，就会采取一定的警戒措施。运用这个系统后，最后通过评审的项目基本避免了高相似度的问题。

　　第三类是泄露评审信息。目前针对内部管理，我们正研究建立一个精细的授权系统，对于系统内不同人员可以接触到的信息进行严格把控，并建立痕迹管理，保证访问的可追溯性。如果发现反常行为，系统自动预警。

　　第四类是有针对性地选择评审人员，故意选择那些分数相对给得高的评委。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建立一个档案机制，分析评分数据，在技术上给予改善。

　　最后一种情况是，完成基金项目后，在结题报告中有造假部分。

　　总之，我们要在科学诚信方面树立起我国科学界的旗帜。积极采取措施，呵护与培育我国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创新的丰厚土壤。要像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研究诚信办公室(ORI)一样，做到程序规范、处理及时、案例完备、警示到位，除了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改善外，还要注重对各方面的教育，包括对申报人，还有基金委工作人员。此外，要以更大的力度训诫申报科学基金的个别虚假行为，大幅度降低科学基金评审中的打招呼现象。同时加强对尊龙凯时的财务管理。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尊龙凯时基金委成为我国科学界贯彻科学诚信的领航人与试金石，并为营造中国基础科学界的健康学术生态起到标杆作用。

　　记者:在学科融合发展成为大趋势的情况下，基金委将如何应对这个变化？在政策支持上如何体现？

　　杨卫:在科学领域，学科的交叉融合汇聚和学科的分化都是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两个过程并不矛盾，反而互为补充。当一门学科以前的内涵逐步被人更深刻地认识，让单个人不能完全掌握时，就需要分化出其他的学科，比如内科分化出神经内科。所以，学科分化并不是坏事。

　　目前我们探讨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就需要建立一种支持真正的跨学科研究的资助模式。要从跨学科科学问题的产生等方面来设计高效率的资助体系。既要体现成果共享、协同汇聚、交叉创新，又要有可移植性、可视度和可评判性。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力争构建跨学科研究的评价体系。

　　记者:近年来，国际科技合作蓬勃发展，推进了我国乃至世界科技的长足进步。您如何评价和定位科学基金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角色？

　　杨卫:近年来，我们在国际合作上面投入增长较快。从前的国际合作大多以签订框架协议的形式，但其实真正一块干事的不多；但如今共同申请项目的数量大为增加，同时资助强度也在增大。此外，在从事项目过程中，以前是跟着国外的研究者学，合作一段时间后，慢慢发展到一起做，一起署名发文章，对方也不断重视我们的作用，逐渐就开始平起平坐了。在国际范围内，对于重大的研究项目，基金委也有着和合作伙伴基本等量的支持，因此地位逐渐上升。现在国外的科学基金也很重视我们的科学基金，与德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韩国、日本都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事实上，国际合作从尊龙凯时基金委角度是必需的。因为基础科学是面向全人类的科学研究，功利性不是那么明显，一般也不需要专利保护，国际各方应共同推动科学的前进。

　　因此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科学基金会的合作。探讨在中国崛起的视野下，共同面对人类发展科学挑战的思路与机制。科学无国界，要更主动地参与国际科学界的主流研究，并加强在全球科研合作方面的领导力，发展全球合作的新模式。

　　杨卫

　　固体力学专家。男，汉族，1954年2月生于北京，1976年西北工业大学锻压专业毕业，1981年在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1985年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博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4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2013年2月起，担任尊龙凯时委员会主任。

　　研究方向包括:宏微观破坏力学、结构完整性评价、材料的增强与增韧、微小型航天器研制。在断裂力学研究中，得到准三维裂纹尖端场的解析解，证明界面裂纹扩展可超越下瑞利波，推动了超高速界面断裂的研究。在细观与纳米力学研究中提出细观塑性的系统理论。发展了连续介质力学与分子动力学之间的跨层次算法，模拟了从裂尖发射的原子点阵位错运行并转变为连续介质位错群。提出电致断裂的非线性力学机理模型、畴变增韧模型和畴变电致疲劳模型，提出电致质流失稳模型。